【30】墨学虽然也强调君臣、父子仁义之道，出发点却是功利，这缺乏正当性基础：夫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儒者之道，非以利言之也。
改善的方法首先是加强制度建设，如有了加强法治建设，强调儒家的道德教化就不会发生偏向。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路线作了重大的调整，我们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是硬道理，而在传统文化的问题上，却没有完全拨乱反正，以致不少在思想、宣传、文化领域工作的高级干部和学者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还停留在文革时代的水平。
（作者：陈来，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儒家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适合于这些社会文化的需要。三、关于儒家文化的精华和糟粕 传统文化并不是包治百病的药方，传统文化并不能解决我们现实生活遇到的一切问题。这个力量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民族精神，它是给了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生命力和凝聚力的内在的东西（《周易》）自强不息，是儒家勇的内在驱动力，是努力奋斗、永不懈怠的人生信念。
宋代统治者取消了重农抑商政策，采取了较低的商税，商人自由经商，土地自由买卖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措施，取消了汉唐时期对商人着衣和乘坐车马的歧视性规定，使商业发展获得了新生，儒商文化渐渐复兴。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目前，关于这四位思想家的思想，已经有了很多全面、综合的研究，但无论如何，这些研究都不能不重视陈先生的开拓性研究。
……在这里便体现出精英儒学与世俗的民间儒者在价值取向上的一些差异。他的研究方法，既包含他比较常用的概念分析的哲学方法，也包括比较宗教学、社会文化史的方法。）这些说法都细致入微，为颜山农思想的研究别开生面。如，《遗言录》中事外无心的说法即不同于早年心外无事的说法，物者良知所知之事也的说法，也是阳明晚年有关物的新说法。
更为重要的是，其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和开阔的国际视野，对国际中国哲学研究具有引领和示范作用。这样一种强调训练和自我控制的传统，在近代以来的中国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及社会化训练重仍然被有力地保持着。
（三）所谓‘心体（即纯粹意识）的呈现。这体现了陆世仪思想对王学的批判及其他对朱子学的发展，以及他受时代思潮影响，在人性论及实学观方面的特殊之处。）日本的甘泉学专家志贺一朗研究甘泉思想即主要是依据的此本。） 从这个角度来说，不仅儒家的‘礼所体现的自我控制远超过清教徒与英美绅士，蒙养实践的对行为的训练，也比较容易转化为人对团体工作的纪律的适应。
最近，甘泉全集已经分别由台湾和大陆学者整理出版，使得对于甘泉思想的研究具备了完备的资料基础。陈先生翻阅之后，发现《遗言录》中有十分之四的内容不见于诸本《传习录》，《稽山承语》中的语录更是全部不见于今本《传习录》，这引起了陈先生的极大关注。总之，北大本的发现，使湛甘泉研究的文献得以弥补，对推进明中期学术的研究必有所裨益（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574页。它与经世致用、批判、启蒙的社会思潮主流一起，共同汇成了这一时代实学发展的潮流。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290页。钱德洪既是阳明年谱的编订者，也是今本《传习录》卷下的编订者，今本《传习录》卷下载有钱德洪的跋文，其中即提到《遗言录》。
过去，学界对这些思想家的重视程度不够，在谈到明清之际思想家时，往往只提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二）宇宙与心灵合一，或宇宙万物都在心中。
对于朱子学的研究，因为朱子的思想资料浩繁，故陈先生专门对朱子的2000多封书信进行了考证系年，在此基础上，再来研究朱子思想的发展，即眉目朗然，故能超越已有的研究而成为典范。（《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29页。）最后，陈先生提出一个问题，即没有神秘体验，我们能否重建儒学的主体性以及儒家的形而上学？陈先生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特别举了现代新儒家熊十力的例子，认为熊十力的哲学就是理性派儒学在现代的重建。……在心性工夫与境界方面的讨论，黄道周颇受宋明理学的影响，注重《大学》《中庸》，但他的思想多与主流的宋明理学家不同。《善本甘泉先生文集及其史料价值》主要介绍了北大所藏明嘉靖十五年《甘泉先生文集》（以下简称北大本）的情况及其价值。（《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587页。
通过对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讲会活动的考察，陈先生反思了晚近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将学术思想和流派归于某些地域的地方宗族和阶级的研究方法，这也是陈先生在《儒学的地域性与普遍性》一文中重点批判的对象。在该文中，陈先生主要是想回应韦伯在《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中关于儒教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心态的论断， 儒教徒对财富的崇拜心态与清教徒的勤奋、节俭的禁欲主义不同。
他从中得出的很多结论，对我们今天的明清儒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了指导作用，这些都是陈先生对于明清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巨大贡献。（同上）总之，韦伯以上所提到的新教伦理的原则，在中国儒家文化的普及读物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物。
因而它们不仅仅是理学家的个人交游，更具有积极的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当然，毫无疑问，陈先生的思想史研究也有着非常明显的现代关怀，他关于蒙学研究的文章就是要回应西方现代化理论、韦伯理论对儒家所提出的现代挑战。
因此，韦伯所有在儒家伦理方面所下的错误论断，都是因为他只就精英儒家文化立论，而忽略了世俗儒家文化。（《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325页。陈先生推测，《天泉证道纪》应为肖良幹、周怡二人（龙溪门人）据龙溪平日论学语编成《天泉证道纪》，并置为全集卷首。（《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498页。
因此韦伯在支持其观点时，关注的是《基督教指南》等宗教小册子，试图以此说明新教徒的伦理心态包含一种适合发展资本主义的职业观念、节制、守信、尽职等理性伦理，而中国人、印度人则并不具备这一点。陈先生注意到《王龙溪全集》中的《天泉证道纪》中的内容实际上是由王龙溪为钱德洪所撰行状有关天泉论辨的内容和《东游问答》中王龙溪与耿定向有关四句教的问答两部分组合而成。
吴震教授《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以年表的方式，揭示了明代讲学运动的组织形式及展开形式，着重考察了讲学活动的思想背景及其思想理念。他指出颜山农的语言风格和文体更加贴近民间，颜山农集中形式与内容所合成的话语，明显地是非中心，非主流、非上层、非精英、非正统理学的话语，与士大夫王学的面貌有相当大的距离。
他的学术性格中艺文性较强，在其文章、语录都有明显表现。陈来先生在佐藤一斋和陈荣捷先生的基础之上，自觉地搜集整理阳明佚文。
这些专著都在陈先生文章的基础上，对阳明后学的讲学活动乃至明代的讲学活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进展。（《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280页。摘要：陈来先生在明清儒学方面的卓越贡献，以《宋明理学》、《有无之境》、《诠释与重建》三书为代表，其价值已经得到了学界一致推崇。在该文中，陈先生还注意到，方以智在后期《东西均》中基本思想不同于前期《物理小识》中的思想，如果说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的思想主要是唯物主义的，那么在《东西均》中，他的思想开始转向唯心主义。
陈先生指出善本《甘泉先生文集》的发现对于研究湛甘泉生平思想有重要价值（ 《中国近世思想史研究》，第567页。晚近，阳明学佚文的辑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然而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很少研究者有自觉的意识去搜集、对勘、整理阳明的语录和文献。
另外，《稽山承语》中还有一条有关四句教的语录，可以用来研究阳明晚年的四句教。另外，《遗言录》中还有关于理气与动静的很多说法，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另外，他还带领学生从《明儒学案》及阳明后学文集中辑出了大量阳明语录，推动了阳明文献的辑佚工作。）另外，在该文中，陈先生还援用了他关于儒学中的神秘体验的理论对颜山农的证道体验进行了说明，指出颜山农的神秘体验目的是为了开发心之用，而非悟心之体，颜山农更强调由神秘经验入手，‘执体以应用，而不是停止于‘归寂以通感的心理境界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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